法官“带货”的司法拍卖

在宁波市中级法院执行裁决处处长金首看来，对拍卖公司而言，司法拍卖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。“这么多拍卖公司，你给这家做还是给那家做？虽说是摇号选取，但实际情况很难确定。所以有利益，它就会来围猎执行局法官或者其他负责拍卖的工作人员，进而发生一些不廉洁的事。”金首说。

据人民法院出版社《全国法院决战执行难工作全景报告》：在实行司法网拍前，全国法院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，近70%集中在民事执行领域，其中又有约70%发生在资产处置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。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、湖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吴振汉、重庆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弢等人，均曾涉及违规司法拍卖行为。

除了廉政风险，线下司法拍卖还可能存在程序不够透明等问题。

2012年左右，金首还是宁波市鄞州区法院的执行局局长。一次，鄞州法院要变卖一批机器，没想到却有竞拍者打来举报电话，称到指定银行柜台缴纳竞拍保证金时受到阻挠。有时，一场拍卖十余人报名，但现场只有两三人竞价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很可能是竞拍人围标、串标。

“此外，传统拍卖还有一个问题跟它的地域性相关。”金首说，在线下拍卖时代，普通人想要了解司法拍卖相关的信息，只能到法院来了解。法院会提前在门口贴一个拍卖公告，“最多再在本地报纸的角落里登一下”。金首表示，这样会导致司法拍卖的传播面比较窄，溢价率和成交率都不高，“相当于竞买的人少，价格上不去，经常卖不掉。”

从线下到线上

金首曾经就职的鄞州法院是最早“触网”的法院之一。为了规避线下司法拍卖可能导致的各种问题，从2012年起，该院便开始了司法网拍的尝试。

金首记得，那年7月，鄞州法院与宁波市北仑区法院首次与外部网络平台合作，分别拍卖了一辆宝马7系轿车和一辆小客车。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那次司法网拍后，指责的声音铺天盖地：几十名拍卖公司的人站在浙江高院门口抗议，让法院撤销此次拍卖；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也在报纸上发文，称“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的做法不符合当前拍卖相关法律法规”。

针对舆论指责，法院系统早有预期，因为司法网拍一旦推开，最先受影响的就是拍卖公司的生意。“后来我们通过媒体做了一些反击，说明法院这么做是合法的。”金首解释，因为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法院“可以”司法拍卖，但没规定拍卖的执行主体，所以实践中既可以委托拍卖机构做，也可以法院自己做。

鄞州法院尝试司法网拍后仅仅一个月，民诉法得到修正，与司法拍卖相关的表述被改成了“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、扣押的财产”。在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桂看来，修改后的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“应当”拍卖被查封的财产，这意味着法院自行拍卖的强制程度更高了。

此后，司法网拍的道路似乎越走越顺。2013年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开始起草，并于2016年发布。发布会上，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表示，在互联网+作为国家战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，法院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当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，鼓励优先通过网络拍卖的方式处置财产。

在多名受访法官眼中，司法网拍的优势显而易见：没有拍卖公司介入，不再有人抽取高昂佣金，法院也降低了廉政风险；竞拍者之间互不见面，降低了串标、围标的可能。此外，随着拍卖渠道的变化，竞拍者的地域性限制也被互联网打破。

“比如宁波中院在衡水有一套房子要拍卖，如果是在宁波拍，基本没人要。宁波人可能连衡水在哪儿都不知道。”宁波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吕宇说，而且法院还要纠结找哪里的拍卖公司——宁波的拍卖公司不了解衡水的市场行情，衡水的拍卖公司需要对接的工作量更大，“但司法网拍推开后，这些问题迎刃而解。”

吕宇记得，2014年左右，宁波中院要拍卖20多套位于湖北宜昌的商品房，最初找了一家宁波的线下拍卖公司。但因为信息不对称，知道这次拍卖的人不多，没什么人报名，最后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。

二拍时，宁波中院调整策略，在宜昌当地的各大报纸和电视台投放了不少广告，还把房子放上了互联网。经过司法网拍，20多套房产被拍得一套不剩。

法官“带货”

金首所在的宁波中院，是在2019年12月12日开始直播司法拍卖的。直播前20天，她就开始为挑选拍品发愁。

（编辑：安卓应用网_ASP源码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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