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最大垃圾填埋场快装满了 再过5年垃圾无处可填？

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，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。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，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，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，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，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。

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实拍

近年来，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。垃圾焚烧项目“环评”需要取得公众同意，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，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。此前，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，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，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，更糟糕的是，“我们实在拖不起，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。”

而在刘建国看来，垃圾焚烧、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，但都不是终点，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。否则，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，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。

据估算，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，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。

“在过去几十年里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，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，必须走向‘共建共治共享’的新发展道路。”刘建国说。“填埋、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。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，作为垃圾的产生者——居民没有参与，只是旁观。”

“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，随时、随处都可以扔，也没有成本，可以讲是既不负责，也不付费，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‘无感’。”

在他看来，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，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。

“比方说，人们发现垃圾分类‘不容易’，甚至要收钱，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；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，还交了钱，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‘配得上’自己的付出，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，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。罗大佑在《超级市民》唱道，“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，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。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，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……”为了解决垃圾问题，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，街头没有垃圾桶，指定时间、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。

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，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。再后来，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“景”，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，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。

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、瑞士等国家，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%。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，只有约16%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，有近一半被废弃，无法再生利用。

在中国大陆，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。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种类，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。因为时至今日，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：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，经废品回收站集中，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。

（编辑：安卓应用网_ASP源码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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